1856年，捻军和太平军在霍邱会师，拉开了两军联合作战的序幕。霍邱会师后，张乐行的捻军在名义上受太平军统辖，接受太平天国封号、官爵，但实际上是如太平军统帅李秀成所说的“听封而不能听调用”。太平天国不能随意指挥、调遣捻军，捻军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和领导系统，张乐行仍然用“大汉盟主”的身份颁发布告和檄文。为商讨、协调两军联合作战事宜，双方互派代表。这是不是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很像，其实基本上也就是那么回事。但是要多说一句，捻军和太平军的作战方式还是有很大不同的。太平军是组织严密的正规军，战斗意志强悍，多以步兵为主，能和清军正面作战，擅打硬仗。但是捻军多是骑兵，游走飘忽，行踪不定。
在捻军和太平军同时存在的时期，清军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太平军上的。1864年，太平天国覆灭，清政府开始重点关注捻军。1865年，捻军设伏，全歼僧格林沁部，还打死了了主将僧格林沁，从这时期，清朝开始全力剿灭捻军。为了剿灭捻军，清政府调动了曾国藩的湘军、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楚军，针对捻军骑兵为主，机动能力强的特点，定下了"画河圈地"的战术，利用山河险阻，不断压缩捻军的活动范围，在清军的压迫下，捻军被迫分裂成东捻和西捻两部分，彼此之间不能联系。最后，西捻为左宗棠所灭，东捻乃李鸿章所灭，捻军彻底被剿除。
1868年，东西两路捻军先后被清廷大军剿灭。至此，兴起十八年，军力最多达十余万，纵横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苏等十余省的“捻军”成为历史。
在传统历史叙述里，捻军被当作太平天国的补充或是余绪。但其实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：天国背离传统，是中国历史的变态；而捻军恰是传统本身，是中国历史的常态。可惜的是，当义和团在北方风起云涌，当辛亥革命在武昌城头奏凯，已没有多少人记得在1868年沉寂下去的捻军，以及他们之间那紧密的血缘关系：江湖，是它们共同的生身父母。
纵横淮河流域，曾击毙过晚清骑兵领袖、“最后的骑士”僧格林沁的捻军，是由捻党转化而成的。后世史书习惯于给“捻党”贴上“反清秘密组织”一类的标签，不过是革命史学的“客观需要”罢了。
所谓“捻”，原意是把绳子、纸条之类用手指搓转成一股，故而在皖北方言里，“捻”就是“聚合成群”的意思。所谓“捻党”、“捻军”，不过是“一群人”、“一伙兵”的意思，并不内涵什么特定的“革命气息”。
关于捻党起源，史学界专注于其秘密社会的谱系传承——其前身是什么帮、什么会之类的，说法纷乱，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。其实，捻党之所以产生，并最终演化成捻军，不过是底层民众在政府无法为他们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背景下，不得已而自发结成的一个自我保障的“江湖”。所谓“其前身是什么帮什么会”，不过是为了结成这一“江湖”，参照了某个业已成熟的“江湖”的运作体系罢了。
不妨以捻军领袖张乐行为例。
张乐行据说出身于“地主豪绅”之家，家中有田地五百亩，还开过粮食行、杂货铺、糟坊、烧酒作坊、宝局。但到了张乐行这一辈，家境早已破败，无奈开始干起了“贩私盐”的买卖。张的主要职责，既参与贩卖私盐，又负责给同乡私盐队伍提供安全保障，当时就得了个“仁义光棍”的绰号。
史书一直将1852年张乐行率领捻党集合万余人攻打永城县城作为“捻党反清起义”的标志性事件。但事实是，张乐行根本就没有打出过“反清”的旗帜；更不能算是“起义”，因为张打出的旗号一直都是“保守雉河集”，雉河集，是张乐行的老家。张在清廷与太平军连天烽火的乱世里，拉起一支捻军，努力维护着雉河集的平静，在清廷地方官和地方士绅们眼里，他其实是个不可或缺的“良民”。1854年春天，朝廷派出的“剿捻特使”袁甲三路过雉河集，就接到了当地绅民“联名公保”张乐行的请愿书。
张乐行其实是在替地方官府履行保障地方安宁的职责。但官府显然对张这样拥有号召力的民间领袖满怀警惕，湖广总督周天爵临终前夕仍念念不忘写密信给蒙城知县，让他找机会暗杀掉“良民”张乐行。
张乐行无意于反清，但聚集在其周围的捻党，却多是些生计毫无保障者，这是捻党最后变成捻军，并投靠太平天国的主要因素。无保障民众不免做出激烈的举动，捻党中流行“磨弯”和“打捎”，即是此类。所谓“磨弯”，就是向附近别的村庄富户人家去“借粮”；到了后期，因战乱和水灾，淮河流域小民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，“捻党”遍地，各路捻众就改变了在本地“磨弯”的做法，转而到山东、河南等较远的地方“打捎”：劫取当铺、钱铺、酒坊、油坊等，夺走富户的粮食财物。每次“打捎”回来，所获除按“马双步单，按份均分”(即带马的“骑兵”分两份，没有带马的“步兵”分一份)，还要留出一部分，分给鳏寡孤独者。
虽然有了军队的雏形，但说到底，所谓“捻军”，仍不过是缺乏基本社会生存保障的民众自发形成的一个“江湖”团体。
与“庙堂”一样，“江湖”同样也会给自己的行为抹上一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色彩——虽然这种“合法性描述”在逻辑上很稚嫩。“捻党”编造了一个故事，为自己“吃大户”的行为辩护：孔子当年困在陈、蔡之间，曾经断粮，差点饿死，后派弟子去向范丹借粮。范丹是穷人，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什么余粮呢？但他还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地借给孔子。但是，后来孔子做了大官，竟矢口否认向范丹借过粮。
“捻党”们自称是范丹的后代，有权向孔子“道统”的后继者——士绅大户们讨要旧债。
清廷在1868年宣布彻底剿灭捻党，但捻党从来就不曾真正被消灭过。1869年，曾国藩下辖的直隶等地就还出现过捻军；1871年河南有捻；1872年、1876年、1898年安徽有捻；1900年河南有捻……
因为制造捻党的社会背景始终没有得到改善。那些无生存保障的民众，仍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各式各样的“江湖”。
什么是“江湖”？
“江湖”不是“庙堂”的对立面，它是“庙堂”的缺失之地；是“庙堂”之光照耀不到、或者不屑于照耀的阴暗潮湿的部分；是对“庙堂”自发的修正。
“江湖”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自我保障机制。
这种自我保障机制，往往表现为对“庙堂”的叛逆。正如捻党们为自己“抢大户”行为所作的辩护——孔夫子欠债不还——与“庙堂”对孔夫子的尊崇背道而驰。但这种叛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，正如捻党们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仍然是传统的“宗族血缘”，因而被清廷骂之为“宗贼”——“江湖”里的成员素质不足以打造出新的社会秩序。
“一代又一代的劳苦大众，被庙堂抛弃，不得不为了获取一点点生存保障而把自己投入到‘江湖’的滚滚洪流当中……”
这个“江湖”，包括了捻党，也包括了捻党之前的天地会、白莲教；还包括了捻党之后的哥老会、义和团、洪门、袍哥、青帮、白枪会、红枪会……这些林林总总的“江湖”帮会，历史早已留给它们各式各样的定评。天地会和白莲教被贴上了“反清复明”的标签；哥老会和袍哥们身上既有辛亥的荣光，也有走私鸦片贩卖人口的劣迹；义和团带着蒙昧推动了一场盲目排外运动而被西方惊为“黄祸”；洪门一直要求他们的“大哥”孙中山给予自己一个合法的政党身份天地会初期真正的宗旨其实是“互相扶持，彼此周济”，它的成员和首领人物为水陆通道上和城镇的下层劳动群众、三教九流、无业游民，以及农民，这些人对“反清复明”的政治诉求并不感兴趣。据统计，1796—1850年的54年间，涉及天地会的事件共有96宗，其中为了“遇事有人帮助，免人欺凌”者26起，因穷困而“敛财分用”者15起，为抢劫富户而“得财分用”者39起；攻掠城镇“竖旗起事”者仅仅11起。说到底，仍然是无保障流民们“填饱肚子”的问题。
而在喊出“灭洋”口号之前，义和团和它那些千奇百怪的“前身”，譬如梅花拳、大刀会等等，已经在华北平原活跃了近半个世纪，当地乡绅和小土地主把它们组织起来的目的，是在政府失职的情形下，抵抗土匪，保护村庄和家族。庙堂之外，“江湖”之中，有另一个近代中国。
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，齐白石说起过一段往事：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大旱灾，饥民一群一群到有钱人家吃饭。“他们去的时候，排着队伍，鱼贯而进，倒也很守秩序，不是乱抢乱撞的。到了富户家里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，打米煮饭，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，完全吃光。吃了几顿饱饭，又往别的地方，换个人家去吃。乡里人称他们为‘吃排饭’。”这是儒家“礼法”治下中国乡村里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场景。但可惜的是，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，虽然我们的民众已是最好的民众。史书里记载更多的，是轰轰烈烈的“抢大户”，白石老人笔下温情脉脉的传统秩序荡然无。社会保障缺失之处，必有江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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